近80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证明，在距今5300-4300年间的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存在着一个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以玉礼器支撑的宗教为精神维系的、具有等级分化特征的神王之国——良渚文化。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最杰出的代表，良渚古城遗址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具有突出普遍价值，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已为国内外专家所认可。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心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纪事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习近平同志曾两次到良渚调研，七次就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例如：

2003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同志在参观良渚文化博物馆时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

2004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对良渚遗址管委会工作汇报信的批示中强调，良渚文化作为长江下游史前时期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在中国文明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保护好良渚文化遗址，对于继承和弘扬文化传统、建设文化大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8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再次视察良渚遗址保护工作，参观刚刚落成并对外开放的良渚博物院，他指出，一定要保护好良渚遗址，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把良渚博物院建设成为良渚文化展示普及中心、学术研究中心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心。

2016年6月13日，著名考古学家宿白、谢辰生、黄景略、张忠培向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提出了《关于良渚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标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建议》。2016年7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件上作出重要批示，他指出，文物遗存的保护是考古学研究的前提，考古学研究是文化遗产合理利用的学术基础。要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护，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要统筹安排，申报项目要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 浙江省社科联：《习近平同志关心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纪事》，]。

二、国内权威专家对良渚遗址的评价

20世纪以来，一直有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说法。可是，在我国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中，还没有一处遗址能够证明中华文明能早到五千年前。通常说，我国和埃及一样，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可是，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我国只有不到四千年文明史的考古学证据。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认为，我国文明的形成晚于埃及那样的古代文明国家，甚至有些人还认为我国古代文明是西方文明传播的产物，这就造成不少误解。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张忠培先生和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先生等国内权威专家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已能证实：早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际，在中华大地上，国家形态已经出现。当时的国家（政权）形态是神权与王权并重的神王之国，后来的演变，是王权日益高于神权，至夏商周时期，就形成了凌驾于神权之上的王朝王国政权形态；东周巨变，至秦发展为皇朝帝国，随之“百代皆行秦政制”。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有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良渚遗址从以下两个方面证明当时已产生了国家形态：

一是从良渚古城格局上看，良渚古城核心区包括莫角山宫殿区、内城和外城。莫角山宫殿区位于良渚古城正中心，是目前已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紫禁城”。外城之外的北部和西北部还发现了由11条水坝构筑成的多重的完善的防洪堤坝系统，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完备的水利设施。所以，良渚古城是由宫殿区、内城、外城、外围水利系统组成的四重结构的都邑。在宫殿区之外、内城和外城内外，还分布着不同等级的、近百处邑落。良渚古城这一结构，形象地标示着类似于古代文献所描述的周王朝时期的“国”“野”之分。

二是从墓地的情况来看，在良渚古城内，考古发现了反山、瑶山等王陵级别的墓地，还有文家山、后杨村、姜家山等贵族墓地，也在卞家山、庙前等处见到了平民墓地，这些墓地和墓地中的诸多墓葬，形象地说明当时社会已被分裂为无权者与有权者、贫困者和富有者，以及掌控何种权势与拥有多少财富的高度分化的社会阶层。

考古学家研究发现，良渚人创造了统一的神灵形象，并围绕对神的崇拜，设计出了以琮、钺为中心，用以表征森严等级制度的玉礼器系统。在这一玉礼器系统中，形塑出既掌王权，又控神权的这一政权的最高统治者。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具有政教合一特征的国家（政权）形态，被称之为“神王之国”。

良渚遗址是目前已发现的我国以及东亚地区乃至世界上，距今五千年同时拥有城墙和水利系统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考古认识最清楚的都邑遗址，标志着良渚文明已进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

三、国外权威专家对良渚遗址的评价

（一）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先生对良渚遗址的评价

享誉全球的考古泰斗科林·伦福儒先生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剑桥大学教授。20世纪70年代初，因《文明的出现》《文明之前》两书一举成名。其学术专著《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被世界各国考古界推崇。科林·伦福儒先生先后三次来良渚遗址考察、讲学，与良渚遗址有着深厚的友谊。

2013年8月26日，参加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的70余位世界各国权威考古学家参观了良渚古城遗址和良渚博物院。科林·伦福儒先生从进入良渚博物院展厅开始，就表现出高昂的兴趣，几乎每个细节他都想探究一番。科林·伦福儒先生认为，5000年前的良渚社会已经进入国家文明阶段，因此他表示要在他所编的《考古学》第七版中收入良渚文化的内容。

2017年3月21日，科林·伦福儒先生再次来到良渚，上午考察了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老虎岭水坝遗址、良渚古城遗址内的钟家港考古发掘现场、反山遗址和莫角山遗址。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工作站，他一边细细端倪出土的古遗存，一边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等专家探讨发掘细节，对古良渚工匠精巧的手工艺技术赞不绝口，并指出“良渚遗址是中国考古遗址保护的样板”。下午，科林·伦福儒先生作《世界早期复杂社会视野下的良渚古城》学术报告。他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高度，将良渚古城遗址与埃及、苏美尔、印度摩亨·佐达罗、墨西哥玛雅、土耳其哥贝克力石阵、英国巨石阵等世界同类遗址作了深入的比较分析，详细论述了良渚古城遗址极为重大的历史与考古价值。他认为，良渚遗址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遗址之一，出土的精美玉器代表了良渚先民的高超智慧和精湛的手工艺技术，规模宏大的良渚古城及其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出土玉器的高等级墓葬所代表的社会等级制度，揭示出良渚遗址在世界早期国家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已经引起人们对早期文明、早期复杂社会发展固有观念的反思。科林·伦福儒先生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玉璧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表现出一种文化的交流和联合，是具有共同观念的文化联合体形成的标志，很大程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科林·伦福儒先生的学术研究对完善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文本、推动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遗产名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19年12月16日，参加第四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良渚行活动的科林·伦福儒先生第三次来到良渚，在杭州良渚遗址遗产监测管理中心作《世界史前史中的良渚》学术讲座。科林·伦福儒先生在讲座中再次表明，良渚的发现，让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提前了1000多年。他表示，希望良渚文化和良渚考古研究成果能够在国际上得到更多语种的传播，他还对良渚遗址的保护管理现状做了积极评价。他多次强调，良渚博物院是一个非常好的博物馆，对良渚遗址进行了非常好的展示，是第一流的博物馆。他还提出，每个复杂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起源，对东西方文明起源上的差别问题不能用单一来源的思想去看，而应该用新的考古学的观点去思考，良渚的起源是独特的。他认为，“良渚遗址是研究人类文明的头等重要之地，在我心里它已经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伟大的史前文化遗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