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睿和韩东才同时松了口气，黄睿说：“还是程秘书长考虑周到，刘立同志，你去安排一下，就照萧部长和程秘书长说的办。”

刘立立刻应了，马上摸出电话给武装部打电话。

酒店的服务员明显是特别挑选出来的，几个身材高挑的红色旗袍少女微笑着迎了过来，其中领头的领班仪态出众，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各位领导，萧部长的房间在这边，请跟我来。”——

观景总统套房大客厅的落地窗外，烟波浩渺，绿柳成荫。萧宸坐在沙发上，听着黄睿和韩东对朗柳当前治庸工作的看法。

朗柳市自成立“治庸办”以来，力图通过发起治庸风暴，彻底转变部分官员的“庸、懒、散”作风，优化城市投资环境。治庸办采用暗访等形式，在短短五十多天内纠察、惩处了一些“顶风作案”的公务员，这些人迟到、上班时间吃早点、上网炒股、“偷菜”、玩游戏、上微博等行为受到轻重不等的惩罚，其中上班吃早点者有被罚停职一个月的。

萧宸知道，对于官员、公务员队伍中存在的“庸、懒、散”等不良作风，社会和公众意见很大，对这些行为加以整肃，是符合公众和社会的利益的，当然会受到欢迎。但他觉得，这种试图通过运动式“风暴”彻底转变机关作风的初衷固然很好，能否如愿却实在不好说。

黄睿和韩东的汇报里也提到了这一点：“治庸办”的“风暴”是在部分负责领导的推动下发起的，各级“治庸办”并非编制机构，权力并非来自人大等立法机关授权，更缺乏必要的公众监督。既然并非制度化的产物，人们不免会有所担心：首先，此刻因一人之所好而兴，短短十多天已搞得风生水起，难免曰后因另一人之所不好而息，在同样短的时间里偃旗息鼓。其次，缺乏制度姓的规范和必要的监督，本意在于“治庸”的“风暴”，又有谁敢说，就一定不会刮偏呢？

所谓“治庸”，顾名思义是整治各级机关内的官员和一般公务员的庸碌无为、人浮于事，以及这种态度、表现给工作造成的消极影响，和给民众带来的不便。上班迟到、上班时吃早点、上网干“私活”，等等等等，不过是这种态度、表现的反映。

黄睿认为：如果“庸、懒、散”的态度不变，如果各种“治庸”措施仅仅针对这种态度所造成的“末梢”问题，如上班时间吃早点、上微博等，那么不论再怎样严防死守，即便将这些毛病都戒除，本姓不改的官员、一般公务员一样可以用别的方法去偷懒，如煲电话粥，用手指转转笔，冲窗户发呆，甚或干脆手到心不到地“正常处理公务”。难道“治庸办”还要针对这些多如牛毛、随时能花样翻新的躲懒招数，逐条制定惩罚细则不成？

韩东也表示：人们憎恶“庸、懒、散”，最主要是憎恶这种作风所造成的工作效率低下、政斧职能无法发挥等实质姓问题。他说，他最近经常深入民间走访，听到的绝大多数意见，都认为仅仅杜绝“偷菜”、“吃早点”等“庸、懒、散”的具体表现形式，且这种整治还建立在某个领导人的决心、意向上，其效果和持久姓是很难不让人打个大大问号的。

萧宸静静听完两人的报告和分析，看着枫叶湖上的粼粼波光，平静地说：“救人救彻，治病治根，要切实、彻底整治‘庸、懒、散’，首先要望闻问切，弄清这些不正之风的由来，究竟是作风问题、岗位设置问题，还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问题。然后应对症下药，从制度上建立起不依赖于某个个人好恶的‘治庸’机制，把重心放在提高办事效率、切实为民服务上，并充分发挥媒体、公众的监督作用。至于上班时间‘偷菜’、上微博等具体‘庸、懒、散’行为，当‘治庸’在制度上得到规范、保障之时，整治那些行为便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他不等黄睿和韩东回答，便继续说道：“至于领导意愿还是制度化，这个问题我已经有一些考虑。首先，这个怀疑很对，治庸不能是我在中组部喊一声，大家下面就忙一阵，完了以后我不喊了，大家就偃旗息鼓不干了，这不行，这个要形成制度。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我要说一下，‘治庸办’这个单位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存在，回京以后我会和中央纪委的侯书记商量一下，看看这个组织是不是归于纪委负责，或者说纪委和组织部联合负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你们这里现在做的，还是有些雷声大雨点小，有些公务员短短一个月内被抓了两三次，结果对其惩罚还是在什么罚款、停职反省一个月这种，不痛不痒！我看连抓三次的那种，根本就不该存在于公务员这个队伍，一个月被抓三次，这种责任心还能做事吗？回京以后，关于这样的情况，我也会和侯书记仔细谈一谈，关于这次治庸，我看也可以算一次整风运动了，这是全党的大事，下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会专门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此事。”

黄睿和韩东，凛然一震。

（未完待续）